《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采用綜合評分法的，評審標準中的分值設置應當與評審因素的量化指標相對應。招標文件中沒有規定的評標標準不得作為評審的依據。”在實際工作中，對于評審因素的具體設置，特別是哪些條件可以設置成評審因素，哪些條件不可以設置成評審因素，很多一線采購人員把握得不是很準確，導致采購工作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很多項目因設置的條件不合理，導致對供應商形式差別待遇和歧視待遇而被廢標。那么，有哪些評審因素的設置“雷區”需要謹防呢？

 

　　雷區一  評審因素設置不分主次

 

　　評分因素一般分為價格、技術、商務和服務。更具體的評分因素可按項目要求的不同，進一步細化。例如，技術評分因素可分為規格配置、技術性能、技術方案等；商務因素可設置為合同條款、付款方式、報價方式、交貨期限；服務因素可設置質保期限、服務人員配備、維修網點等。評分因素按重要性分為：主要因素，如價格、重要技術或服務，次要因素以及一般因素等。

 

　　在一些政府采購項目中，采購人或采購代理機構在評分因素設置上大而全。設置很多評分因素，并把很多因素劃分為必須實質性響應的因素，賦予一定的分值權重。因素設置的不當，分值分配的不當，使項目要不因實質性要素過多，有效投標人不足三家而廢標；要不忽略真正的采購需求，導致中標或成交人的某些主要評審因素令人不滿意。

 

　　在確定評分因素后，每個因素的分配權值也很重要。如對價格分值的比重，是有相關制度規定的。分值設置如果低于“底線”，將使得采購文件本身因違法而不得不面臨重新采購的局面。《政府采購貨物和服務招標投標管理辦法》（財政部令第87號，以下簡稱“87號令”）第五十五條規定：“評審因素應當細化和量化，且與相應的商務條件和采購需求對應。商務條件和采購需求指標有區間規定的，評審因素應當量化到相應區間，并設置各區間對應的不同分值……貨物項目的價格分值占總分值的比重不得低于30%；服務項目的價格分值占總分值的比重不得低于10%。執行國家統一定價標準和采用固定價格采購的項目，其價格不列為評審因素。”

 

　　在競爭性磋商采購中，價格分值的設置還必須滿足相應的比重區間。《政府采購競爭性磋商采購方式管理暫行辦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綜合評分法貨物項目的價格分值占總分值的比重（即權值）為30％至60％，服務項目的價格分值占總分值的比重（即權值）10％至30％。采購項目中含不同采購對象的，以占項目資金比例最高的采購對象確定其項目屬性。”

 

　　雷區二  將六種規模條件設為評審因素

 

　　87號令第十七條規定：“采購人、采購代理機構不得將投標人的注冊資本、資產總額、營業收入、從業人員、利潤、納稅額等規模條件作為資格要求或者評審因素，也不得通過將除進口貨物以外的生產廠家授權、承諾、證明、背書等作為資格要求，對投標人實行差別待遇或者歧視待遇。”從87號令的規定中不難看出，注冊資本、資產總額、營業收入、從業人員、利潤、納稅額等六種規模條件是嚴禁被用作評審因素的。

 

　　用六種規模條件的大小來衡量供應商的競爭力大小，認為其金額大，競爭力就強，評標時就該得高分；金額小，競爭力就弱，評標時就該得低分。這種思維本身就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以資產總額為例，資產總額指企業擁有或控制的全部資產。包括流動資產、長期投資、固定資產、無形及遞延資產、其他長期資產等，即為企業資產負債表的資產總計項。資產總額并不能全面地反應企業的綜合實力。比如，企業購置了一套設備，在設備運行初期，其負債率會較高，但這并不說明這家企業盈利能力就弱。

 

　　以上六種條件來判斷企業的優劣，這種評標思維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中小微企業的正當權益，削弱這些企業的投標競爭力，甚至導致不少中小微企業喪失參與政府采購的機會，對投標人形成差別待遇或歧視待遇。

 

　　雷區三  將不宜量化的指標作為評審因素

 

　　2017年，財政部處理的一起投訴中有這樣一個案例，該項目的招標文件規定：“根據投標人室內倉庫（倉庫配套有室內倉儲場地不少于7000m2、高臺倉、有監控攝像、存放貨物在1樓）橫向比較：優得35-45分，中得20-34分，一般得0-19分（以倉庫產權證明或租賃合同為準）”，“根據投標人室外倉庫場地（倉庫配套有室外倉儲場地不少于3000m2、有圍墻進行物理隔離、有監控攝像、有保安巡邏）的情況橫向比較：優得35-40分，中得20-34分，一般得0-19分（以倉庫產權證明或租賃合同為準）”。

 

　　上述操作，在政府采購實踐中較多見。如2018年財政部發布的政府采購信息公告中，招標文件評審分值設置未與評審因素的量化指標相對應的情形比比皆是，此種情形儼然已經成了政府采購質疑投訴的“重災區”。

 

　　《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采用綜合評分法的，評審標準中的分值設置應當與評審因素的量化指標相對應。”

 

　　由此可見，不能量化的指標是不能作為評審因素的。

 

　　《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釋義》中提到，在政府采購評審中采取綜合評分法時評審標準中的分值設置應當與評審因素的量化指標相對應，包含兩層意思：一是評審因素的指標必須是可以量化的，不能量化的指標不能作為評審因素；二是評審因素的指標量化后，評分標準的分值也必須量化，評審因素的指標量化為區間的，評分標準分值也須量化到區間。

 

　　如招標文件評標標準規定，國際知名品牌5-8分，國內知名品牌3-4分，國內一般品牌1-2分。這樣的規定違反上述要求，一是“國際知名”、“國內知名”、“國內一般”這些都不是品牌的量化指標，沒有評判的標準；二是雖然每一個分值設置均量化到了5-8分、3-4分、1-2分區間，但國際知名品牌、國內知名品牌、國內一般品牌并沒有細化對應到相應區間。該條規定的核心要求是綜合評分的因素必須量化為客觀分，最大限度地限制評標委員會成員在評標中的自由裁量權。

 

　　雷區四  將特定金額的合同作為評審因素

 

　　在政府采購項目中，類似這樣的情況并不鮮見：“在參加政府采購活動前三年內，合同金額在500萬元（含）以上的類似合同項目，一個得1分，兩個得2分……”，“供應商要提供2015年1月1日以后完成的類似項目業績情況，合同金額在200萬元（含）以上的，每個項目得2分；合同金額在150萬元（含）-200萬元之間的，每個項目得1.5分；合同金額在50萬元以下的不得分”。

 

　　實際工作中，以特定金額的合同業績作為供應商的資格條件或加分條件的情況十分普遍。沒有供應商質疑投訴，采購人和采購代理機構便以為這樣做并無大礙。這樣的規定其實涉嫌以不合理的條件對供應商實行差別待遇或歧視待遇。

 

　　實踐中很多從業人員以為業績要求是從項目的專業特點和實際需要出發作出的規定，只要所要求的合同業績金額低于項目的預算金額，就不屬于以不合理的條件對供應商實行差別待遇或者歧視待遇。

 

　　《政府采購法》第二十二條規定：“采購人可以根據采購項目的特殊要求，規定供應商的特定條件，但不得以不合理的條件對供應商實行差別待遇或者歧視待遇。”很多采購人以此條規定為依據認為可隨意提要求。殊不知，采購人雖然可以對供應商提特殊要求，但這種特殊要求是有提前條件的--不能對供應商實行差別待遇或者歧視待遇。

 

　　“合同金額”的限定雖然不是直接對企業規模的限定，但由于合同金額與營業收入直接相關，實質是對中小企業營業收入的限制，構成對中小企業實行差別待遇或者歧視待遇。此外，《政府采購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暫行辦法》（財庫[2011]181號）第三條有明確規定。

 

　　以特定金額的合同作為評審因素是不被允許的。采購人和采購代理機構雖然相安無事，是因為“民不告官不究”的原因決定的。若碰到懂法又較真的供應商，一番質疑投訴下來，將嚴重拖延項目的采購周期。

 

　　87號令第五十五條規定：“評審因素的設定應當與投標人所提供貨物服務的質量相關，包括投標報價、技術或者服務水平、履約能力、售后服務等。資格條件不得作為評審因素。評審因素應當在招標文件中規定。”可見，將資格條件作為評審因素是嚴令禁止的。

 

　　很多采購人和采購代理機構有個錯誤的認識，認為評分因素里把投標人最基本的資質要求列為加分條件，能滿足報名條件的投標人都能滿足加分條件，沒有任何傾向性。這樣的規定看似無傷大雅，不會引來不必要的麻煩。殊不知，這樣的想法是大錯特錯的。

 

　　現在的投標人對政府采購相關法律法規鉆研得很深，自己質疑自己的事情也做得出來。更何況招標文件中如果有這樣明顯的“硬傷”，會成為部分供應商質疑投訴的利器。（李 廣）